券商中国用“全网忧心”做了大标题，今天愉小编翻了翻朋友圈，的确很多财经群都在讨论美日鼓动企业“撤离”这事。
具体是：
美国。据路透社报道，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·库德洛(Larry Kudlow)提到，一种可能吸引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的政策是，将回流支出100%直接费用化(immediate expensing)。按照他的解释，这样就“等于我们为美国企业从中国搬回美国的成本埋单”。
库德洛呼吁所有在中国的美国公司全部撤离。消息说，对于从中国迁回的美国企业的搬家费，美国政府应该给予 100% 直接报销，包括 : 厂房、设备、知识产权、基建、装修等所有费用。
日本。据彭博社报道，为应对新冠疫情对于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，日本经济产业省推出了总额高达108万亿日元(约合人民币7万亿元)的一项抗疫经济救助计划。其中“改革供应链”项目专门列出了2435亿日元(约合人民币158亿元)，用于资助日本制造商将产线撤出中国，以实现生产基地的多元化，避免供应链过于依赖中国。
券商中国(ID：quanshangcn，作者：时谦)报道中的观点是：
1，非强制，有余地。
从库德洛的原话来看，他的表述是“Would pay”，这在语法上是虚拟语态，也说明是他个人的看法，而且决定权还在于企业，并非强制要求。而且，从程序上来看，要支出这笔钱，需要国会同意。当然，这种建议需要重视，因为他代表了一种声音，而且是比较强大的那种。
从日本的那则消息来看，虽是政府行为，但也非强制，而且决定权也在企业自身，而不会强制企业改变其供应链，新闻中的表述是“While no company will be forced to alter its supply chains”。
随后，“邢予青东京漫谈”表示，从日本政府公布的“新型Coronavirus传染病紧急经济对策”原文来看，文件中并未提到“中国”二字。文件的30-31页是关于日本企业供应链改革的部分，主要是支持日本企业把产能搬回国内，或者是向东盟国家分散，但是并没有具体指明从中国撤离。文件表示，新型Coronavirus传染病大面积传播的影响，凸显日本在口罩等医用品供应链的脆弱。为了支持产业链回归日本国内或者实现区域多元化，日本政府将对企业供应链重组进行援助。
2，资本看重的还是利益。
券商中国在报道中称：在过去数年当中，并非没有产业转移出去，但效果如何，相信大家心里也有一本账;在商言商，资本最为看重的还是市场利益、营商环境和劳动力要素的整体质量。
3，疫情对全球产业链格局带来冲击，国际摩擦会增多，但发生全面性、热对抗的可能性并不大。
勿庸置疑的是，疫情会给全球产业链格局带来部分冲击。《费加罗报》 3月31日报道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考察位于曼恩-卢瓦尔省(Maine-et-Loire)圣巴尔泰勒米当茹(Saint-Barthélemy-d'Anjou)的一家口罩生产中小企业 Kolmi-Hopen时指出：“而今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在法国生产更多的产品。”他意在保证法国到今年年底生产口罩时具有“完全独立”的地位，不像如今要依靠他国，例如中国。市场应该对全球化逆转的趋势有明确预期，但也无须过多担心，更不必过度解读。国际摩擦必然会增多，但至少在未来一两年时间内，发生全面性、热对抗的可能性并不大。
美国前财长、哈佛前校长劳伦斯•萨默斯本周末表示，目前，在社会观念上，自由主义衰退，强政府成为共识;民族主义兴起、逆全球化，类似大萧条时期。日美撤回企业是不信任的表现，但类似疫情来临囤积食品的行为，而不是冲突或战争，热战概率为0。
另据中新社消息，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日前表示，中方仍在执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内容。尽管过去数周面临新冠疫情的严峻局面，“大家还是在努力落实第一阶段协议”，“相信我们能继续落实”。崔天凯说，中方仍在执行协议内容。比如说，仍在从美国采购一些农产品，正在取消外国公司进入中国金融市场面临的一些限制。他同时希望两国经济团队能坐到一起，或召开视频会议，很好地评估不断变化的形势，并协调应对。
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(公众号“李迅雷金融与投资”，ID：lixunlei0722)在其《避风港还是“去中国化”：认知与应对》一文中的观点是：
1，“逆全球化”起风。
自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，大家对于逆全球化早有预期，但近来西方国家某些人士把疫情在全球蔓延归罪于中国，更进一步引发了大家对于未来中西方政治与经济纷争加大的担忧。
2009 年以来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巩固，但如今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的阻断，使得西方国家对于自建产业链的需求更加迫切。
2，“顺全球化”循道。
那么，中国该如何应对西方国家“去中国化”的倾向呢?是重走独立自主、自力更生的老路吗?回顾二战之后成功崛起的日本和韩国，都是靠发展制造业崛起的，都属于高度开放的外向型国家。中国作为人多地少、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，一定不能走闭关自守的道路。
回顾人类 5000 年的文明史，都是靠人类的不断迁徙、不断发明创造而推动社会进步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祖先是游牧民族的西方社会，通过迁徙和战争，扩疆拓土，占有了更多资源。而祖先是农耕民族的东方社会，则饱受战争之苦，被殖民和掠夺。然后，大部分的东方民族的迁徙，其生存模式都是靠出卖劳动力，这是因为全球人口与资源的不匹配造成的。
如今，勤劳的中国人依然面对的是人口多、耕地少、人均自然资源匮乏的条件，替全球人民生产消费品是勤劳民族走向富裕之路的最佳选择。因此，我们的应对之策就是“顺全球化”，以更高的质量，更优质的服务、更快捷的方式来确保全球份额的稳定。
国际贸易和全球产业的分工协作都符合经济学原理，其目的是发挥各国的资源禀赋优势，降低全球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。因此，顺全球化的具体举措，就是遵循国际贸易的规则、消除贸易壁垒、降低关税等。
事实上，我国能从加入 WTO 之后那么短的时间内跃升为全球商品贸易第一大国，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中国的制造业的全面开放。但是我国在金融领域的开放步伐远不如制造业大，因此，从 2018 年开始，金融改革和开放的力度和速度明显加快了。
3，靠“深度改革和开放”。
如今，利率市场化进程也在顺利推进，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似乎有点慢。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几乎只有中国 GDP 在全球份额的十分之一。也就是说，全球对人民币的依赖度太低，给“去中国化”带来了便利。因此，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大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力度，提升人民币在国际储备和结算中的比重。
过去，我们似乎过于强调金融改革的“时间窗口”，但时间就是金钱，时间窗口不好找，错失改革良机则非常可惜。疫情在全球蔓延之后，很多国内在海外留学、务工人员及部分华裔都纷纷回国，海外投资步伐也放缓，故疫情也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改革的推进。
过去，我们似乎过于强调金融改革根据自身条件，体现“自身特色”，但全球化意味着游戏规则的一体化，要么你是标准的制定者，大家服从;要么你就是规则的遵循者，诚信守规。中国的直接融资比重长期提不上去，核心原因还是在于社会信用体系不够完备。间接融资可以靠抵押做大，直接融资则要靠诚信。
最近瑞幸咖啡作假事件被曝，实际上就反映了诚信问题和公司治理结构问题，导致在美中概股遭遇普遍调查的压力。实际上，A 股市场的“造假”事件也屡见不鲜。从统计上看，若对所有新股上市后每一年的 ROE 中位数与所有上市公司 ROE 中位数的差值。考察 2006-18 年这 13 年， 近 2600 家公司(2001 年以来上市的)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ROE 数据。发现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总体呈现逐年下滑的态势：上市两年后便有明显下滑，第五年的下滑幅度竟达到 4 个百分点。
从退市数量看，过去 12 年，美国股市退市总家数达到 4400 多家，而 A 股只有 50 多家。美国股市中，ROE 超过 20% 的公司数量远超 A 股，这是因为它们严格实行优胜劣汰，使得上市公司的投资回报率大幅提高，投资者长期受益。我国则往往相反，优质企业杠杆率不高，非优质企业杠杆率往往比较高，少数国企僵而不死。
过去，我们过于强调政策和制度的制订，但这些政策如何执行，制度如何落实到位，却不太理想。
尽管当前民粹主义抬头，逆全球化倾向较为明显，但从历史的长河看，科技发展为全球化提供了极大便利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也支持全球化，更重要的是，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，逆全球化会让欧美日的众多跨国公司的成本大幅上升。因此，中国完全可以通过提高开放度、放松管制、完善诚信体系等，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。
如此勤劳的中国人，我们的人均 GDP 还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，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在全球的份额还会进一步上升，而欧美等国的份额大概率是下行的——中国经济是从 1980 年后步入上行期的，从历史规律看，这个过程可能持续 100 年，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。因此，“去中国化”应该是一种妄想。
但中国必须争取主动，想方设法进一步融入到全球经济之中，而这方面，不能只靠政策优惠，而是靠深度改革和开放。